当我面对斯妤的四卷本文集——积十六年创作生涯的近百万字作品，我由衷地掂量出斯妤内在的力量。斯妤是那种以极端的热情与专注执迷于自我精神世界的作家。这种执迷，使她成功地挤压掉诸多俗事、劣行的纷扰和侵染而保持自我的本真，也使她得以将其内心的剧烈变动甚至挣扎尽数言说、宣泄在作品之中。
在本世纪90年代的中国文学和中国女性与写作中，斯妤的长篇小说处女作《竖琴的影子》是一颗独异的果实。由于该小说讲述的是一位女性作家——丛容的成长经历，它很容易被划入似乎早有定评的以林白、陈染等为代表的“自传式写作”，或称“私小说”的行列。无疑，《竖琴的影子》的女性命运与体验是极私人化的，但作者在这里完全无意着力于女人的“私人生活”——无论是在历史与时代动荡之中的，还是为历史与时代所遮蔽或尚未延伸到的。她的聚焦点始终不在女人的岁月和命运，而在写作这一行为本身。斯妤是在她所能实现的纯粹的意义上，探索“写作”的生成与处境，从而构成其对关涉写作本体论问题的反思。
小说主人公丛容的生活经历单纯、平稳：由插队到大机关，再到某心理研究所；再就是很快辞职，成为职业作家。小说没有贯穿的故事和情节，对丛容的客观描述以及丛容的主观回溯所共同呈现的丛容的生活经历只是片断的事件和零碎的细节。但每一个事件和细节都是她受挫的记录。其实丛容从未作为一个鲜活饱满的女人主动自觉地、实实在在地突入平凡却充满戏剧性的人生。她仅只作为一个语言塑造出来的个体——规矩、认真、一心在工作的女性存在着，便无缘无故地成为他人的绊脚石、替罪羊、侮辱诽谤打击的对象。所有的伤害和打击总在她毫无预感的时候突然降临，又在她尚未搞清楚原因时突然消失。在两股势力的争斗中，她莫名其妙地被卷入又莫名其妙地被甩出。
意义正是在这种“几乎无事的悲剧”中凸现出来。斯妤一贯坚信“形式即内容”，认为找到了形式即成就了表达。《竖琴的影子》并行着两种叙述方式：其一，在小说前半部的每一个段落中，以“附录”的形式穿插“社会档案（资料）”和丛容的文学作品，造成非虚构的、全景的新闻叙述效果。其二，小说后半部则均为丛容在亦幻亦真的精神状态中对其自我生存方式及处境的回溯与反省。就此，客观事件的真相和丛容的精神化的存在两相比照，其间的“断裂”和“背离”昭然若揭。这种断裂和背离必然导致丛容的延宕和挣扎——生或者死。“写作”最初是她逃避现实裹挟和挤压的方式，是她精神上的自慰。但由于她对冥想的过度耽迷与依赖，她虚构的一切幻化成她的真实。她以纸上自我弥补她在现实生活中的缺失，战胜她在现实生活中无能为力的对手。她在不知不觉中以“写作”改写了生活并由此求得生存的支撑。写作也改写了她，她不再是有血有肉的，甚至丧失了爱男人并被男人爱的能力。纸上的规则代替了现实的规则，生命的体验蜕化为静观。被语言文字异化的丛容在现实世界中自然是以卵击石。虚构的自我扭曲变形、剥落轰毁，她惊慌、困惑、矛盾、痛苦，直至求死。写作成为梦魇，使她丰富亦使她稀薄，使她灿烂亦使她苍白，使她生亦使她死。丛容其实充当着她自己的角色，但人这个角色实在只有上帝才能创造和操纵。
不尽其极将无法逼出事件的真相：以言论为依据为方式的生存最终有可能是一个陷阱，一个悖论，一个美丽的梦。以身试法的结局是不得不承认“人类那能够建立圣洁的理想却始终无法建立圣洁现实的悲哀宿命”。斯妤自女性写作的自身体验出发，凝注人“这个族类”永远无法索解也永远无法释怀的困惑和尴尬。
斯妤承认，《竖琴的影子》“这部小说的内蕴是近年来纠结缠绕在我心里，又始终未能彻底排解理顺的一个结。”在《语言：背弃与钟爱》、《语言魔方》、《盘旋路》、《一种方式》等随笔中，斯妤曾反复触及这个“结”，咀嚼着“纸上生活”的复杂滋味。小说人物丛容最终在艺术的感召下走出死亡的阴影，这明显表达了斯妤的选择。斯妤认定写作于她是一种宿命，所有的矛盾、困惑均随着这一认定迎刃而解：“如果上帝派定我们作奶牛，我们好好作就是了。也不必过多地去问为什么。”斯妤这种不必选择、无以选择的态度，意味着她宁愿希望着同时失望，宁愿建构理想同时承受理想的毁灭，明知所为皆为虚幻或皆为一厢情愿也宁愿为其剥夺。这种在深悟了文学本质上的虚弱与无奈之后的命定的退守，展露看斯妤对文学的坚定信仰——作为社会的良知、人类的灵魂，文学无论如何都神圣无以取代。
由此，也可以重新审视、理解斯妤小说中反复出现的“自我放逐”。出售哈欠的女人在获得了华服美宅、更财源滚滚时平静、欣慰地选择进入一场深睡以便离开这个她游走了十个月的城市（《出售哈欠的女人》）；红粉在获得了她曾那么渴望的名利之后，就地消失（《红粉》）；画家林里在真切地体验到男人的“精神阳痿”，度过爱情的重创之后，冷漠决绝地自闭于自己的画室（《断篇》）；画家达春光、天才画童小西米在达到自己的绘画顶峰后不知所踪或绝食而死（《竖琴的影子》）。而在斯妤这里，进入“精神病”正是愉快地滑入详和、宁静、亲密的世界，精神病是理想的现世复现。生或者死的疑虑、动问早已徘徊在斯妤的小说中，因为这些人物所历经的灾变不是以某种明确的伤痛、损伤为指归，而是指向对其所遭逢的社会、人性的本质的否决，以及救赎的不可能。人类的曙光终究没有升起在心灵的地平线上，内心的绝望无处挽回。
有时候觉得斯妤真有些唐·吉诃德。
而在人类的思想文化进程中，任何一个时代都少不了唐·吉诃德。在许多时候，我们需要生病。我们需要招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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